《大学》，原是《小戴礼记》里一篇，旧说为曾子所作，实为秦汉时的儒家作品，这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。

经北宋程颢、程颐竭力尊崇，南宋朱熹又作《大学章句》，最终和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称“四书”。宋、元以后，《大学》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，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修己是治人的前提

《大学》提出了“三纲领”和“八条目”，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，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，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。《大学》开头就说：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这就是后人所说的《大学》“三纲领”。所谓“明明德”，就是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赋的光明道德。所谓“在亲民”，是指发扬了善性之后，即从事治民。治民要亲爱人民。所谓“止于至善”，就是要求达到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。“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,为人父止于慈,与国人交止于信。”这是《大学》提出的教育纲领和培养目标。

《大学》还说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”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后世称之为《大学》的“八条目”，这是实现“三纲领”的具体步骤。“八条目”的中心环节是修身，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。对于培养目标和方法,《大学》反复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。

“格物”、“致知”是八条目的基础。所格的“物”，所致的“知”都是指伦理和道德原则，是指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。

诚意就是不自欺

所谓“诚意”，就是要不自欺，要慎独。在与别人相处时是这样，在独处时也应该是这样。内心如此，表现于外更是如此，即所谓“诚于中形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”。慎独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方法，注重道德理想和动机的培养。

所谓“正心”，就是教人防止个人感情、欲望的偏向。它说：“身有所忿愤则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,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,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。”人类不可能避免忿愤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等感情，但防止、克服不正当的感情、欲望还是必要的。

“修身”是“八条目”的基本，是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所要达到的目的，即把个人修养达到完善的地步,也是《大学》中讲培养人的最高要求。只有这样才能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。

《中庸》原是《小戴礼记》中的一篇。旧说《中庸》是子思所作。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，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。

北宋程颢、程颐极力尊崇《中庸》。南宋朱熹又作《中庸集注》，并把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列称为“四书”。宋、元以后，《中庸》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，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中庸之道

《中庸》是儒家阐述“中庸之道”，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。《中庸》郑玄注：“中庸者,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；庸,用也。孔子之孙子思作之，以昭明圣祖之德也。”

《中庸》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，但要实行“中庸之道”，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，通过后天的学习，即《中庸》所说的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。

“天命之谓性”，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。“率性之谓道”,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,认为人性是善的。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，所以说“修道之谓教”。实行“中庸之道”既是率性问题，也是修道的问题，这是发展了孔子“内省”和曾子“自省”的教育思想。

中庸之道 就是忠恕之道

《中庸》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“忠恕之道”，说：“忠恕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。”正是孔丘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思想的发挥，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“中庸之道”。

《中庸》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“三达德”，实行“五达道”，才能达到“中庸”的境界。所谓“五达道”即“君臣也,父子也,夫妇也,昆弟也,朋友之交也”。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:“君惠臣忠”、“父慈子孝”、“夫义妇顺”、“兄友弟恭”、“朋友有信”。“五达道”的实行,要靠“三达德”:智、仁、勇。而要做好“三达德”,达到中庸的境界，就要靠“诚”。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，以达到“至诚”的境界。

《中庸》还阐述了学习程序，并强调“择善而固执之”的勤奋不懈精神。它说：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”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。它又说：“有弗学，学之弗能弗措也；有弗问，问之弗知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；有弗行,行之弗笃弗措也。人一能之,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” 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。

《论语》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，儒家重要经典之一。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完成的。《论语》名称的来由,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:“《论语》者,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。夫子既卒,门人相与辑而论纂,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这一说法，大体可信。原始记录杂出于众手，最后编定当在战国初期，以曾参门人为主。

现在通行的《论语》20篇，内容以伦理、教育为主。《论语》在汉代有《鲁论语》、《齐论语》与《古论语》等不同本子流传，后来统一于郑玄。现存旧注有魏何晏注、宋邢邴疏《论语注疏》、宋朱熹《论语集注》及清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等，今注本有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。

这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着作，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。篇目有：（一）《梁惠王》上、下；（二）《公孙丑》上、下；（三）《滕文公》上、下；（四）《离娄》上、下；（五）《万章》上、下；（六）《告子》上、下；（七）《尽心》上、下。

《史记．孟荀列传》：“孟轲所如不合，退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”谓《孟子》七篇由孟轲自作，赵岐《孟子题辞》曰：“此书孟子之所作也，故总谓之《孟子》。”又曰：“于是退而论集，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、万章之徒，难疑答问，又自撰其法度之言，着书七篇。”此亦主孟子自撰。清阎若璩《孟子生卒年月考》亦以孟子自作，且曰：“《论语》成于门人之手，故记圣人容貌甚悉。七篇成于己手，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。”但考诸《孟子》，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、梁襄王、齐宣王、邹穆公、滕文公、鲁平公等皆称谥号，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；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、公都子、屋卢子皆以“子”称，也断非孟子之所为，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。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。

《孟子》主要注本有《孟子注疏》，《四部备要》本14卷；《孟子集注》，《四部备要》本7卷；《孟子正义》，《四部备要》本30卷。另有今人杨伯峻《孟子译注》（中华书局本）。

古代占筮用书,简称《易》，儒家重要经典之一。关于它的作者和写作年代，众说纷纭。旧说伏羲作八卦，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”。东汉马融及唐孔颖达则指出，爻辞说的多是文王以后之事,认为文王演卦辞,周公演爻辞，对前说作了修正。但今人据《周易》所反映的史实、所表现的思想以及语言特点、与他书的关系等分析，多认为是西周末年卜筮之官根据旧筮辞编撰而成。

作为占筮之书，《周易》在形式结构上比较特殊。全书分《经》、《传》两部分。《经》以八卦两两相覆，得六十四卦。卦有六爻，爻分阴（－－）、阳（—）。《经》文以“九”表示阳爻，以“六”表示阴爻。六爻的顺序是从下往上数，依次是“初六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六五、上六”。每卦包括卦画、标题、卦辞、爻辞四部分。卦辞较简单，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。爻辞是各卦内容的主要部分。每卦六爻，各爻一般依据内容的时间先后或逻辑层次安排。卦爻辞中又分筮辞与非筮辞两类。筮辞是占筮的内容和占筮结果的记录；非筮辞是作者的理论说明。非筮辞在全书中分量较少，但在表现作者的思想、主张方面则很重要。

解《易》之作最早是《易传》,共7种10篇：《彖》上下篇、《象》上下篇、《系辞》上下篇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，统称“十翼”。旧说它们是孔子辅《易》之作。近代学者多认为它们非一人一时之作，杂出于战国、秦汉间人手。《彖》与《象》中的大传（解说卦辞部分），主要是宣扬儒家政治、伦理、修养等观点的。《象》中的小传（解说爻辞部分），强调爻位说，是为尊奉君位而作的。《系辞》与《文言》是前人解经遗说的辑录。《系辞》上下两篇,是《周易》的通论,以论述《周易》的义蕴与功用为主，是《易传》思想的主要代表作。它阐述宇宙事物间的矛盾与发展，如提出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、“穷则变，变则通,通则久”等观点,具有朴素的辩证因素，但也有一些唯心史观的论述。《文言》是《易传》中专门用以解说《乾》《坤》两卦的。解《乾》卦的卦辞与爻辞部分通称《乾文言》，解《坤》卦的卦辞与爻辞部分通称《坤文言》，内容只是借解说卦爻辞来提出一些观点,供统治者借鉴。后出的《说卦》收录了汉初经师的“卦象”、“卦德”说；《序卦》和《杂卦》是对卦义的两派解说。以上这些，都是早期对《周易》的解说。

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自汉至宋，说《周易》者有所谓“两派六宗”:“汉儒言象数,去古未远也；一变而为京（房）、焦（赣），入于讥祥；再变而为陈(抟)、邵（雍），务穷造化，《易》遂不切于民用。王弼尽黜象数,说以老、庄，一变而胡瑗、程子（颐）,始阐明儒理；再变而李光、杨万里,又参证史事,《易》遂日启其论端。此两派六宗，已互相攻驳。”(《经部·易》)其实,这许多“派”和“宗”,大都是“援《易》以为说”，合于《周易》真义的并不多。北京图书馆藏王弼《周易注》宋刻本。旧注比较通行的有阮元校勘《周易注疏》本、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本。新注有高亨《周易古经今注》、李镜池《周易通义》、闻一多《周易义证类纂》等。

《孝经》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着作。有人说是孔子自作，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。清代纪昀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指出，该书是孔子“七十子之徒之遗言”，成书于秦汉之际。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，注解者及百家。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，宋代邢邴疏。全书共分18章。

该书以孝为中心，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。它肯定“孝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，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人之行也。”书中指出，孝是诸德之本，“人之行，莫大于孝”，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，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，保持爵禄。《孝经》在中国伦理思想中，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，认为“忠”是“孝”的发展和扩大，并把“孝”的社会作用绝对化神秘化，认为“孝悌之至”就能够“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”。

《孝经》对实行“孝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烦琐的规定。它主张把“孝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，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，是孝之始；“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”，是孝之终。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封建专制君主服务联系起来，主张“孝”要“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”，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，提出“孝”的具体要求：“居则致其敬，养则致其乐，病则致其忧，丧则致其哀，祭则致其严”。该书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“孝”的不同内容：天子之“孝”要求“爱敬尽于其事亲，而德教加于百姓，刑于四海”；诸侯之“孝”要求“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危，制节谨度，满而不溢”；卿大夫之“孝”则在“上不骄，高而不危，制节谨度，满而不溢”；卿大夫之“孝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，“非法不言，非道不行，口无择言，身无择行”；士阶层的“孝”是忠顺事上，保禄位，守祭祀；庶人之“孝”应“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谨身节用，以养父母”。

《孝经》还把封建道德规范与封建法律联系起来，认为“五刑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”；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，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。

《孝经》在唐代被尊为经书，南宋以后被列为《十三经》之一。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它被看作是“孔子述作，垂范将来”的经典，对传播和维护封建纲常起了很大作用。